由转基因技术说开去
今天，任何关注中国科技发展的人们可能都无法忽略转基因技术，围绕转基因技术本身以及怎样评价，已经衍生出太多的质疑和争论。我们从转基因之争想到由全球气候变化、干细胞技术、食品添加剂等引发的类似争论，觉得其中非科学、情绪化的东西多了，而科学、理性的东西少了；而倡导科学理性正是时下之急需，也是《科汇观点》的宗旨。由是，我们组织了这次讨论，希望通过这类讨论，能引导大家以科学的态度，理性地思考问题，指导行为，为营造有利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科学文化氛围做一些实事。
>>应高度重视转基因这类革命性技术，但产品推向市场须谨慎
沈建华（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环境毒理学专家）：
对于转基因问题，目前社会上存在一定的情绪，所以现在谈转基因的气候并不是很好。转基因涉及的专业问题并不是每个人，尤其是行当以外的人都能搞得明白的，即使身处同一个大领域内的专业人士，要对不同细分领域作恰如其分的评价，有时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这些年来有些社会人士笼统地把矛头指向转基因技术，可能是没有瞄准靶子。转基因技术作为一个大体成熟、并在不断发展中的技术系统，本身没有社会层面上的对错之分，更何况对于种间基因转移的遗传操作技术早已使用多年。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作为社会讨论的话题是否会有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转基因技术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在实验室里用谁都不会有意见，实验室都有负压设置、有各种各样生物安全的保障措施，我们所里就做了很多研究，没有成为问题，因为它不是在开放空间，而且那些菌种是不会流出去的，即使万一流出去，在外面条件下也是没法生存的。
现在引起争议的其实应该是转基因技术的产品，或者说涉及遗传操作、遗传修饰以后的农作物品种的安全性。我觉得应该是就一个个产品的安全性和社会可接受程度来进行评价，而不是把转基因技术本身搅作一团来谈。其实公众更应该关心的是经过转基因技术进行遗传改造或遗传修饰的、并将投入开放空间进行生产的每一个具体产品的安全性。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每一个产品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社会可接受度评价。
再者，尽管现在转基因技术还未显示出在作物数量性状上取得重大突破的能力，但我感到，作为一项先进的技术，我们国家要长期跟踪，要占据相关技术的制高点。应该以适当的资助强度来维持这支队伍的工作，让这支队伍能始终站在前面，去探索新的突破口，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社会也应该关爱这支队伍，要容忍他们去创新探索。
在此我又想到一件事，那就是ddt的问题。ddt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合成了，当时不知道它的杀虫性，只在控制疟疾等昆虫传播的人群疾病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发明者1948年还得了诺贝尔医学奖。40年代ddt被作为一个杀虫剂产品推出，但是到了50年代就发现它有很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持久性有机物，后来国际上有一个关于持久性有机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ddt也在其列。ddt从一个很好的东西，到发现它的负面效应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在产品评估上要慎重，在产品评估的科学程序上要加以充分考虑。
补充一句，对转基因作物的影响，现在公众和各种媒体上更多的是关注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这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数据。
熊思东（苏州大学副校长，微生物和免疫学专家）：
我同意沈教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由于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加上公众未必对它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把它作为一个公共话题来讨论不是特别适合。但是生物技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其对物种乃至产业、行业的改变有潜在和现实的价值，而且它又关乎到人的安全和健康，所以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人与社会间的相互适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这种适应是渐变式的。但某些技术（科学）革命带来的变化往往是革命性的、创纪元性的。转基因技术（包括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就是这样一种技术，它的出现对物种改变，及对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和创纪元性，而不是人们熟知的渐进式的改变。
我之所以把这种革命性的、创纪元性改变跟渐进式的改变对照来谈，是因为在渐变性的改革和改良中，人与社会、环境有一个协调的过程，而革命性的、创纪元性的技术革命常常使社会、环境、人这三者之间难以在短时间里相互适应。对于这样一种技术，我们能否适应，如何适应？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大的改变，科学共同体必须对公众有坦白，这种影响无论好坏都要坦白告知。这种坦白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问题，一方面是根源上科学的坦白不够，即过分神秘化，再加上不透明的机制，导致了很多情绪化的东西。只有公众的知晓权得到保障，围绕转基因的各种各样的争论和非议才会减少。
首先要破除这些技术的神秘性，帮助公众理解这些新技术的涵义；其次，对这种技术可能会对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带来的影响作尽可能客观的评价。例如，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到底对人、对环境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很多人对此并不完全了解。迄今全社会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非常有限是一个事实，所以才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其次，既然转基因技术以及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是一类革命性的技术，就需要制定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要鼓励科学界、民间和政府不停地探索，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和带来正能量的方式。
>>引导公众理性对待新技术，参与重大科学决策
沈铭贤（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
我们应该提倡科学理性。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强大的反转基因的思潮，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的东西，以至于现在好像转基因变成了一个问题的代名词了。
21世纪和18世纪所谓理性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对科学对理性都有一种反思，从它对科学崇拜的批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走向反理性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爱因斯坦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近代科学的发展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古希腊时代的形式逻辑，一个就是后来的实验传统，他说中国这两步都没走上去，所以中国不能够发展近代科学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说我们缺少理性的传统，又把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反理性的思潮，和前现代的那样一种迷信的、盲从的状况结合起来的话，可能形成一种可怕、危险的倾向。这是需要警惕和防止的。当然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还值得讨论。
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还有一个利益问题。过去科学和理性没有太大的冲突，但到了21世纪，它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科学家也有其利益，科学家也可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比如我们国家对无序的干细胞治疗，三令五申，但是屡禁不止，为什么？就是利益在作怪。一旦混杂进利益，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目前转基因造成这样大的社会争论，可能跟我们在转基因水稻这样一项重大决策过程中公众的参与、信息的透明不够有关。这也引出了在重大科技项目决策过程中如何让公众参与，让公众有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的问题。国际社会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疯牛病，一开始英国反应很强烈，政府和科学家出面说这个牛的病不会传染到人，英国卫生大臣带着孩子上电视去吃牛肉，后来没有多久就发现，人也会感染这种病，造成很大的影响，公众要求参与的呼声大大增强。
再一个就是克隆羊多利问世后，社会上对克隆人争论激烈，当时决策就比较注意到让公众参与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美国还搞了电视听证会，让大家发表意见，后来美国生命伦理委员会提供给克林顿的报告提出，克隆技术，特别是动物克隆技术，还是应该支持的，但是要明确反对生殖性克隆，即不能同意克隆人。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报告提出：反对生殖性克隆的立场，三、五年以后可以重新审议。这给新技术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很快为多数人所接受。
疯牛病事件和克隆人讨论之后，西方社会对重大的科学技术决策要有公众参与，强调要有伦理的考量、管理等，成为了一种共识。
由此来看,现在国内围绕转基因有这么大的反对声音,当然有素质需要提高等问题，但也可能和公众参与整个决策程序的不健全有关。我们应该来做这方面的推动,引导公众比较理性地来对待新的技术，同时公众参与决策程序也有待于更健全。
>>科学需要经受质疑，有效的科普是杜绝非理性的重要环节
陈蓉霞（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我想谈的是围绕转基因争议背后是些什么？为什么公众会对转基因技术那么感兴趣？大概是被我们的食品安全现状给吓坏了，然后又出来了一个转基因，而且又是那么一个高深的名词，所以公众当中就弥漫了不安的情绪。有很多人对我说，转基因食物要致癌的，我跟他们说，目前好像没有确凿的实验证据表明转基因食物的致癌性。还有很多人相信所谓的阴谋论，我想这些都是对转基因作物非理性的看法。
尽管如此，我觉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和质疑，还是有必要存在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尽管在批评声中也许有非理性声音的存在，但是这种监督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必不可少，理由就在于，首先今天的科学跟20世纪之前的科学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科学是动用社会资源，而不是17、18甚至19世纪，达尔文、波义耳时代，以一己之力，靠自己的积蓄就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今天的科学研究离不开大量的公共资源，从这一点来说，它必须受到舆论的约束。
其次，今天的科学还不像过去的科学，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者说牛顿研究的力学，这些东西都还没有直接导致产业化的应用，它还只是一个基础理论研究，但是今天的科学研究课题有许多直接就能变成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比如转基因研究，从这点上来讲，社会舆论对它有更多的关注也理所当然。
并且正是在各种争议当中，科学必须要学会自我辩护，譬如说，你得把转基因到底是什么东西讲清楚，以杜绝非理性的质疑之声。
我觉得不同的声音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需要这样的存在，它可以纯化这个社会。有些异样的声音，你才会把自身的工作做得更好。
如果有更多的置疑之声，我觉得对科研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当然要杜绝非理性的争议，而杜绝非理性的争议最好的方法，是我们的科学家要更多地做好自我辩护，而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普及。
唐雪明（上海市农科院研究员、农业部转基因植物安全检测中心〔上海〕副主任）：
我所服务的农业部转基因植物安全检测上海中心是国家的权威机构之一，也是国际上多家检测中心的参比实验室。凡涉及主粮领域的转基因产品必须经权威部门检测和评价，参与相关规范制订的除了技术专家，还有包括生命伦理方面的专业人士。
现在我们研究的转基因技术很多还是储备技术，离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东西作为战略储备？举一个例子，我国农作物面临的大面积鳞翅目虫害有一部分来自南亚等地，每年三月底四月初，成群的害虫越过西南一带边境线进入我国，直接侵害我们西南和华南地区大片农作物。如果我们能研制出防范这种害虫的转基因作物，形成某种绿色屏障，就能保护我们整个长江中下游的主粮产区，同时能大幅度减少农药的施用量。
我回国以后把所有的技术力量投入到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检测和评价。但后来发现整个社会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与我愿望的不一样，而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度又会直接影响相关技术研发的推进，所以我就开始介入和公众的交流。从世博会期间，电台的《市民与社会》节目请我去讲转基因食品安全后一发不可收拾，3年里我参与了30多场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科普讲座。有一次，一个著名作家频频向我发问，我也一直耐心地回复他，因为我考虑到他是一个有很多粉丝的作家，如果我改变了他的观点，可能就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又有一次在电台参加节目，有听众打进电话来说，听了唐博士的讲座以后我的观点改变了，那天10个参与者中听了我的讲座后有两个人改变了对转基因的看法，最后主持人让我总结一句话，我就说如果通过一次节目能使一两个人改变想法，我就愿意把这个节目一直做下去。
这些体验让我深切感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创新，全社会科学素质的普及，可能是更重要的。我呼吁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抽出时间参与科普宣传，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良好的科学氛围，我们不可能迎来科学的春天！
卞毓麟（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客座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今天的题目是由转基因技术说开去，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到了三点，第一点是我们需要说开去，还要善于说开去，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光是转基因技术这样一个事情，在科学上面还有很多别的问题，我们要能够从中得到启示。
我是搞天文的，这段时间跟天文相关的人类安全事件变成社会热点的很多。从去年12月份2012世界末日，到前不久的俄罗斯陨石、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然后太阳风暴等等。其实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跟对转基因技术的思考有类似之处。
共同点就是都需要科学理性的声音，大家要讲话，需要理性科学的思考，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合适表达。像去年所谓的“2012世界末日”，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流言，更不是一种“娱乐”，你完全不管它是不行的，需要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这就是说开去的含义。
第二，我觉得每一次这样的公众热点话题，恰好都是我们进行科学普及的良机，不管它是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它都提供了一个宣传科学的机会。比如说围绕去年2012世界末日这个东西，我们做了很多讲座，普及了有关玛雅历法、玛雅文明的兴衰，以及许多相关的天文知识。平时人家也许不想听，现在机会来了，很多人就很有兴趣来听。
虽然不一定每个人听一次讲座就那么清楚了，但是让他受到一点熏陶也是好的。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就是靠这样一步步做的。卡尔·萨根说过：科学放弃的地方，伪科学很快地就会占领。所以，我们也应该寸土必争。
第三，科学精神非常重要。学界前辈竺可桢先生在80年前曾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八个字，确实是言简意赅、大有深意。现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普及的关键正是对科学精神的领会和掌握。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因为科学知识往往就是科学精神的载体。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科学知识抽象地谈论科学精神是不现实的。因此科学家总是有这种责任感，要把自己做的事情普及给社会公众。对此，转基因问题或许正可以成为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相关链接
转基因技术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界的基因自然转移，一种是人为的基因转移，对此，社会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没必要大惊小怪，基因转移早就在自然界存在了，一只蜜蜂把一种花粉传到另一种花粉的时候，它传的其实就是一些遗传性状的东西，人们搞的水稻、豆子等植物的改良其实也是一种传统的转基因技术。而今天我们所谓的转基因技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大量有目的地选择基因，而并非一个自然的基因组，这是一个人造的基因转移，可能是单一的某一个性状的基因，比方说抗旱的基因、抗高温的基因，这些基因已经不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为选择的过程，有着非常确切的目的。
（熊思东）
·本期嘉宾·
>>沈建华：从国家必须要占据相关技术高度的角度看，对转基因技术要支持；社会也应支持、关爱这支队伍。但在向开放空间投放经过转基因技术改造的产品时要慎重。
熊思东：转基因技术是一种会对产业、社会、环境带来革命性和创纪元性变化的技术，对此，我们的社会、环境和人类能否适应，如何适应？这是需要反思的。
饶毅：非常重要的是，在理智的前提下，让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讨论回到正确的轨道来，回到理性的基点上。在理性讨论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规范。
陈蓉霞：我觉得就转基因这件事而言，不同声音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有这样一些东西存在，你才会把自身的工作做得更好。当然需要杜绝的是非理性的谩骂。
唐雪明：近年参与市民科普的体验让我深切感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创新，全社会科学素质的普及，可能是更重要的。
沈铭贤：国内围绕转基因有这么大的反对声音,其中有些不是健康的现象。公众应理性地对待这些新技术；公众参与整个决策的程序也有待于更健全。
卞毓麟：由转基因技术说开去，不仅需要说开去，也要善于说开去；希望有更多的人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同时也需要对社会公众合适表达。
>>应高度重视转基因这类革命性技术，但产品推向市场须谨慎
沈建华（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环境毒理学专家）：
对于转基因问题，目前社会上存在一定的情绪，所以现在谈转基因的气候并不是很好。转基因涉及的专业问题并不是每个人，尤其是行当以外的人都能搞得明白的，即使身处同一个大领域内的专业人士，要对不同细分领域作恰如其分的评价，有时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这些年来有些社会人士笼统地把矛头指向转基因技术，可能是没有瞄准靶子。转基因技术作为一个大体成熟、并在不断发展中的技术系统，本身没有社会层面上的对错之分，更何况对于种间基因转移的遗传操作技术早已使用多年。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作为社会讨论的话题是否会有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转基因技术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在实验室里用谁都不会有意见，实验室都有负压设置、有各种各样生物安全的保障措施，我们所里就做了很多研究，没有成为问题，因为它不是在开放空间，而且那些菌种是不会流出去的，即使万一流出去，在外面条件下也是没法生存的。
现在引起争议的其实应该是转基因技术的产品，或者说涉及遗传操作、遗传修饰以后的农作物品种的安全性。我觉得应该是就一个个产品的安全性和社会可接受程度来进行评价，而不是把转基因技术本身搅作一团来谈。其实公众更应该关心的是经过转基因技术进行遗传改造或遗传修饰的、并将投入开放空间进行生产的每一个具体产品的安全性。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每一个产品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社会可接受度评价。
再者，尽管现在转基因技术还未显示出在作物数量性状上取得重大突破的能力，但我感到，作为一项先进的技术，我们国家要长期跟踪，要占据相关技术的制高点。应该以适当的资助强度来维持这支队伍的工作，让这支队伍能始终站在前面，去探索新的突破口，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社会也应该关爱这支队伍，要容忍他们去创新探索。
在此我又想到一件事，那就是ddt的问题。ddt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合成了，当时不知道它的杀虫性，只在控制疟疾等昆虫传播的人群疾病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发明者1948年还得了诺贝尔医学奖。40年代ddt被作为一个杀虫剂产品推出，但是到了50年代就发现它有很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持久性有机物，后来国际上有一个关于持久性有机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ddt也在其列。ddt从一个很好的东西，到发现它的负面效应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在产品评估上要慎重，在产品评估的科学程序上要加以充分考虑。
补充一句，对转基因作物的影响，现在公众和各种媒体上更多的是关注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这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数据。
熊思东（苏州大学副校长，微生物和免疫学专家）：
我同意沈教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由于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加上公众未必对它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把它作为一个公共话题来讨论不是特别适合。但是生物技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其对物种乃至产业、行业的改变有潜在和现实的价值，而且它又关乎到人的安全和健康，所以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人与社会间的相互适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这种适应是渐变式的。但某些技术（科学）革命带来的变化往往是革命性的、创纪元性的。转基因技术（包括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就是这样一种技术，它的出现对物种改变，及对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和创纪元性，而不是人们熟知的渐进式的改变。
我之所以把这种革命性的、创纪元性改变跟渐进式的改变对照来谈，是因为在渐变性的改革和改良中，人与社会、环境有一个协调的过程，而革命性的、创纪元性的技术革命常常使社会、环境、人这三者之间难以在短时间里相互适应。对于这样一种技术，我们能否适应，如何适应？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大的改变，科学共同体必须对公众有坦白，这种影响无论好坏都要坦白告知。这种坦白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问题，一方面是根源上科学的坦白不够，即过分神秘化，再加上不透明的机制，导致了很多情绪化的东西。只有公众的知晓权得到保障，围绕转基因的各种各样的争论和非议才会减少。
首先要破除这些技术的神秘性，帮助公众理解这些新技术的涵义；其次，对这种技术可能会对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带来的影响作尽可能客观的评价。例如，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到底对人、对环境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很多人对此并不完全了解。迄今全社会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非常有限是一个事实，所以才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其次，既然转基因技术以及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是一类革命性的技术，就需要制定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要鼓励科学界、民间和政府不停地探索，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和带来正能量的方式。
>>引导公众理性对待新技术，参与重大科学决策
沈铭贤（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
我们应该提倡科学理性。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强大的反转基因的思潮，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的东西，以至于现在好像转基因变成了一个问题的代名词了。
21世纪和18世纪所谓理性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对科学对理性都有一种反思，从它对科学崇拜的批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走向反理性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爱因斯坦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近代科学的发展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古希腊时代的形式逻辑，一个就是后来的实验传统，他说中国这两步都没走上去，所以中国不能够发展近代科学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说我们缺少理性的传统，又把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反理性的思潮，和前现代的那样一种迷信的、盲从的状况结合起来的话，可能形成一种可怕、危险的倾向。这是需要警惕和防止的。当然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还值得讨论。
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还有一个利益问题。过去科学和理性没有太大的冲突，但到了21世纪，它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科学家也有其利益，科学家也可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比如我们国家对无序的干细胞治疗，三令五申，但是屡禁不止，为什么？就是利益在作怪。一旦混杂进利益，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目前转基因造成这样大的社会争论，可能跟我们在转基因水稻这样一项重大决策过程中公众的参与、信息的透明不够有关。这也引出了在重大科技项目决策过程中如何让公众参与，让公众有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的问题。国际社会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疯牛病，一开始英国反应很强烈，政府和科学家出面说这个牛的病不会传染到人，英国卫生大臣带着孩子上电视去吃牛肉，后来没有多久就发现，人也会感染这种病，造成很大的影响，公众要求参与的呼声大大增强。
再一个就是克隆羊多利问世后，社会上对克隆人争论激烈，当时决策就比较注意到让公众参与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美国还搞了电视听证会，让大家发表意见，后来美国生命伦理委员会提供给克林顿的报告提出，克隆技术，特别是动物克隆技术，还是应该支持的，但是要明确反对生殖性克隆，即不能同意克隆人。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报告提出：反对生殖性克隆的立场，三、五年以后可以重新审议。这给新技术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很快为多数人所接受。
疯牛病事件和克隆人讨论之后，西方社会对重大的科学技术决策要有公众参与，强调要有伦理的考量、管理等，成为了一种共识。
由此来看,现在国内围绕转基因有这么大的反对声音,当然有素质需要提高等问题，但也可能和公众参与整个决策程序的不健全有关。我们应该来做这方面的推动,引导公众比较理性地来对待新的技术，同时公众参与决策程序也有待于更健全。
>>科学需要经受质疑，有效的科普是杜绝非理性的重要环节
陈蓉霞（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我想谈的是围绕转基因争议背后是些什么？为什么公众会对转基因技术那么感兴趣？大概是被我们的食品安全现状给吓坏了，然后又出来了一个转基因，而且又是那么一个高深的名词，所以公众当中就弥漫了不安的情绪。有很多人对我说，转基因食物要致癌的，我跟他们说，目前好像没有确凿的实验证据表明转基因食物的致癌性。还有很多人相信所谓的阴谋论，我想这些都是对转基因作物非理性的看法。
尽管如此，我觉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和质疑，还是有必要存在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尽管在批评声中也许有非理性声音的存在，但是这种监督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必不可少，理由就在于，首先今天的科学跟20世纪之前的科学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科学是动用社会资源，而不是17、18甚至19世纪，达尔文、波义耳时代，以一己之力，靠自己的积蓄就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今天的科学研究离不开大量的公共资源，从这一点来说，它必须受到舆论的约束。
其次，今天的科学还不像过去的科学，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者说牛顿研究的力学，这些东西都还没有直接导致产业化的应用，它还只是一个基础理论研究，但是今天的科学研究课题有许多直接就能变成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比如转基因研究，从这点上来讲，社会舆论对它有更多的关注也理所当然。
并且正是在各种争议当中，科学必须要学会自我辩护，譬如说，你得把转基因到底是什么东西讲清楚，以杜绝非理性的质疑之声。
我觉得不同的声音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需要这样的存在，它可以纯化这个社会。有些异样的声音，你才会把自身的工作做得更好。
如果有更多的置疑之声，我觉得对科研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当然要杜绝非理性的争议，而杜绝非理性的争议最好的方法，是我们的科学家要更多地做好自我辩护，而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普及。
唐雪明（上海市农科院研究员、农业部转基因植物安全检测中心〔上海〕副主任）：
我所服务的农业部转基因植物安全检测上海中心是国家的权威机构之一，也是国际上多家检测中心的参比实验室。凡涉及主粮领域的转基因产品必须经权威部门检测和评价，参与相关规范制订的除了技术专家，还有包括生命伦理方面的专业人士。
现在我们研究的转基因技术很多还是储备技术，离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东西作为战略储备？举一个例子，我国农作物面临的大面积鳞翅目虫害有一部分来自南亚等地，每年三月底四月初，成群的害虫越过西南一带边境线进入我国，直接侵害我们西南和华南地区大片农作物。如果我们能研制出防范这种害虫的转基因作物，形成某种绿色屏障，就能保护我们整个长江中下游的主粮产区，同时能大幅度减少农药的施用量。
我回国以后把所有的技术力量投入到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检测和评价。但后来发现整个社会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与我愿望的不一样，而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度又会直接影响相关技术研发的推进，所以我就开始介入和公众的交流。从世博会期间，电台的《市民与社会》节目请我去讲转基因食品安全后一发不可收拾，3年里我参与了30多场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科普讲座。有一次，一个著名作家频频向我发问，我也一直耐心地回复他，因为我考虑到他是一个有很多粉丝的作家，如果我改变了他的观点，可能就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又有一次在电台参加节目，有听众打进电话来说，听了唐博士的讲座以后我的观点改变了，那天10个参与者中听了我的讲座后有两个人改变了对转基因的看法，最后主持人让我总结一句话，我就说如果通过一次节目能使一两个人改变想法，我就愿意把这个节目一直做下去。
这些体验让我深切感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创新，全社会科学素质的普及，可能是更重要的。我呼吁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抽出时间参与科普宣传，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良好的科学氛围，我们不可能迎来科学的春天！
卞毓麟（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客座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今天的题目是由转基因技术说开去，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到了三点，第一点是我们需要说开去，还要善于说开去，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光是转基因技术这样一个事情，在科学上面还有很多别的问题，我们要能够从中得到启示。
我是搞天文的，这段时间跟天文相关的人类安全事件变成社会热点的很多。从去年12月份2012世界末日，到前不久的俄罗斯陨石、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然后太阳风暴等等。其实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跟对转基因技术的思考有类似之处。
共同点就是都需要科学理性的声音，大家要讲话，需要理性科学的思考，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合适表达。像去年所谓的“2012世界末日”，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流言，更不是一种“娱乐”，你完全不管它是不行的，需要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这就是说开去的含义。
第二，我觉得每一次这样的公众热点话题，恰好都是我们进行科学普及的良机，不管它是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它都提供了一个宣传科学的机会。比如说围绕去年2012世界末日这个东西，我们做了很多讲座，普及了有关玛雅历法、玛雅文明的兴衰，以及许多相关的天文知识。平时人家也许不想听，现在机会来了，很多人就很有兴趣来听。
虽然不一定每个人听一次讲座就那么清楚了，但是让他受到一点熏陶也是好的。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就是靠这样一步步做的。卡尔·萨根说过：科学放弃的地方，伪科学很快地就会占领。所以，我们也应该寸土必争。
第三，科学精神非常重要。学界前辈竺可桢先生在80年前曾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八个字，确实是言简意赅、大有深意。现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普及的关键正是对科学精神的领会和掌握。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因为科学知识往往就是科学精神的载体。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科学知识抽象地谈论科学精神是不现实的。因此科学家总是有这种责任感，要把自己做的事情普及给社会公众。对此，转基因问题或许正可以成为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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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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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思东：转基因技术是一种会对产业、社会、环境带来革命性和创纪元性变化的技术，对此，我们的社会、环境和人类能否适应，如何适应？这是需要反思的。
饶毅：非常重要的是，在理智的前提下，让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讨论回到正确的轨道来，回到理性的基点上。在理性讨论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规范。
陈蓉霞：我觉得就转基因这件事而言，不同声音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有这样一些东西存在，你才会把自身的工作做得更好。当然需要杜绝的是非理性的谩骂。
唐雪明：近年参与市民科普的体验让我深切感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创新，全社会科学素质的普及，可能是更重要的。
沈铭贤：国内围绕转基因有这么大的反对声音,其中有些不是健康的现象。公众应理性地对待这些新技术；公众参与整个决策的程序也有待于更健全。
卞毓麟：由转基因技术说开去，不仅需要说开去，也要善于说开去；希望有更多的人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同时也需要对社会公众合适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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