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种企“育繁推一体化”输在哪里？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种源产业是上海农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上海可用的农地资源非常有限，农业的发展受到空间客观条件的严重制约，如何在较少的土地资源上提高产出效率，发展种业科技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
10月18日，上海种业发展论坛和新优品种展示会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举行，总结本市近年来种业发展成果，探讨上海未来种业发展之路。市委农办、市农委巡视员张贵龙出席论坛并致辞，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邓光联、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吴爱忠、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朱建华等分别作了主旨报告。
与会专家认为，本市种业科技发展不断深入，但本土种子企业与“育繁推一体化”的要求仍然相距甚远，企业应当成为未来商业化育种的主体。
“育繁推一体化”前路艰辛
良种产业化尚未形成
多年来，本市种业科技发展不断深入，通过种质资源搜集、保存、评价与创新，育种新技术研究，新品种选育，种子种苗生产基地建设，新品种展示基地建设，新品种示范推广以及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等多种方式努力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推动种子产业不断发展，形成了较好的种业科技发展基础。
据市农科院统计，自2008年至今年10月，通过上海市品种审定和认定的农作物新品种达到了307个，其中241个为本地培育品种，包括78个主要农作物品种和167个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年均达到40个；同时，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建有目前国内地方唯一的综合型农业生物基因保存库，目前搜集保存的种质资源已达18万余份。此外，本市农作物品种示范推广能力不断增强，产学研合作也不断深化。
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一直以来被作为衡量种子企业实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的概念距离本土种子企业仍旧十分遥远。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朱建华在主题报告中透露，2010年，本市300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的种子企业一家都没有；截至2011年底，全市98家种子企业注册资金100万元的小企业占比达到了82%。“与国外的种企相比，规模和实力上的差距显而易见，我国种子企业‘小、散、乱、弱’的特征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企业规模偏小、科技投入不足、技术人员层次偏低、良种繁育技术相对粗放、市场竞争能力不强等问题依旧存在。”朱建华说。
不只是上海，这也正是中国种子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据统计，我国种子企业前50强的营业额只占全国种子市场的近30%，前十强占市场总额的10%左右，我国种子企业前20强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及一个美国孟山都公司的销售额。
那么，国内的种子企业到底输在哪里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级水稻育种专家许雷曾明确表示，国内种企输在“研发”。上海惠和种业有限公司作为本市现有5家注册资金3000万元以上种子企业之一，是本市公认的具有较好成长性的民营种业龙头企业，公司注册商标“惠和牌”是本市种子行业唯一的“上海市名牌产品”。据公司负责人在分论坛上介绍，该公司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作为研发资金，用于新品种、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国内种企的平均研发投入更低，大概只占营业收入的3%；而国际种业巨头平均每年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1%，远远超过了惠和种业等国内种企在研发上的投入比例。
朱建华在报告中也坦承，上海农作物种业发展体制机制亟待完善。“良种选育、扩繁推广、经营仍然脱节，尚未形成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规模型企业或集团，尚未形成‘科研服务生产，生产促进经营，经营回报科研’的良性循环机制，严重影响种子经营规模的扩大，难以实现真正的良种产业化。”
发展困局倒逼“顶层设计”
上海种企迎来“黄金机遇期”
面对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从国家层面上，对种业发展的支持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11年4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明确了农作物种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地位。2012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对现代种业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并提出了我国种业发展的清晰路线。
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扶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建立了总额15亿元的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发改委启动了生物育种和产业化专项，投入3.36亿元重点支持41家企业育种能力建设……
上海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农作物种业发展，市政府下发了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就上海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做了具体部署。《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二五”规划》也明确勾勒出了本市种业发展的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大力发展种业，构建基础扎实、特色鲜明的现代种业产业体系，形成园艺、粮油、畜禽、水产四大种业产业。同时，选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业品种。在浦东，形成以园艺为主，包括畜禽、水产在内的综合性种业集聚区。在崇明西北部及海丰农场，形成优质粮油种业集聚区。在上海鲜花港、金山廊下，形成以花卉组培为主的园艺种业集聚区。在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种业展示展销和交易中心。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十一五”以来，以实施上海市“种子工程”为抓手，本市良种繁育体系已基本建成。建成上海农作物南繁基地和南繁工作站，为本市开展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及杂交水稻纯度鉴定提供了基础条件。2009年，建成稻麦良种基地18个，生产基地面积近2万亩，配备种子烘干、精选、包装、加工流水线10套，改善了种子仓储、晒场等设施条件。2011年，崇明县建成1200亩以杂交水稻制种和小麦繁种为主的北六滧崇明现代农业（稻、麦）种源基地。同时，加快实施蔬菜“种子工程”，以抓好良种繁育体系为重点，以引进、试验、推广新品种为手段，确立了14种蔬菜作物作为良种化主攻目标，落实了一批良繁基地，形成了浦东孙桥、金山银龙、闵行马桥等现代化种苗繁育基地。
光明种业有限公司是本市推进种子企业培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2011年8月18日，以稻麦良种“育、繁、推一体化”经营为目标组建的光明种业有限公司，发展战略定位为“跻身全国种业前列的大型种业集团”，明确要通过3-5年的努力，使公司成长为“育、繁、推一体化”的专业化种子公司。同时，针对“育”这一国内种子企业发展的最薄弱环节，该公司积极探索适宜市场化运作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加强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扬州大学农学院等科研院校合作，充分发挥合作建立的“上海跃进稻麦良种繁育中心”、“上海优质稻米工程研究中心”、“中国水稻研究所上海试验站”的技术能级，提升优质稻麦育种的水平，增强稻麦新品种的开发、选育能力。
同时，新品种选育技术的突破和良种供应能力的逐步提高为本市农作物种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市场保障；种子管理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为规范种子市场秩序，确保全市农作物种子质量提供了保障。据朱建华介绍，目前本市拥有持证种子执法人员100余名，质量检验员44名，承担种子管理、执法、检验工作。
面对“洋种子”防守反击
企业当成商业化育种主体
自2000年《种子法》颁布以来，种业开始进入市场化发展阶段，随着国内种子市场的逐步开放，全球种业前十强的跨国集团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面对外资种业巨头的蚕食，本土种业堪忧。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吴爱忠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承担育种任务的主要是农业科研和教学单位，种子企业的育种能力较低，绝大多数的公司几乎没有研发机构和科研人员，种子企业只是把种子购进卖出，充当销售的‘中间商’。育种科研单位和个人对培育的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仍然较弱，再加上相关经费有限，致使许多优良品种遭受侵权，形成了育种的不如卖种的、搞科研的不如搞经营的怪现象。”
如何建立机制让“育、繁、推”结合起来？《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完善种业科研体制机制，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的现代种业体系。”“十一五”期间，本市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打造种子产业合作联盟，极大地推动了种子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无缝衔接。高校、科研院所与农业龙头企业共建了多个研发平台和工程中心，如食用菌国家工程中心、家禽国家工程中心、上海优质稻米工程研发中心、上海跃进生态果树研发中心等，特别是在现代智能温室加工和设施农业工厂化种苗组培生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如上海孙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上海种业集团单位在组织培养的商业化生产方面发展极为迅速。
实际上，2012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规划》就已经制定出了我国种业发展的时间表：到2015年基本实现“两个分离”，即积极引导和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事企脱钩”。为增强种企竞争能力，农业部修订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大幅提高了企业入市门槛，比如“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过去3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经营两杂”种子由过去的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等；农业部从2010年开始连续3年开展了种子执法年活动，清理了2000多个企业，数量由过去的8700多家减少到6200多家；同时企业结构不断优化，大企业在增加，小企业在减少。
虽然《意见》和《规划》给国内种企打了一针“强心剂”，但与会专家还是建议本土种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邓光联表示，“种子企业的大和强是相对的，不要一味地追求做大做强，而应该立足实际，循序渐进发展。中小型种子企业应该找准发展定位，慎重地分配企业资源和力量，可以将专业育种研发的基础种子公司作为发展方向。”
本土种企呼唤政策支持
仍有诸多现实问题待解
随着本市郊区城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市郊大量的基本农田被开发利用，农作物种业基地发展面临的矛盾日益突出，强化和提高种业的地位，完善和规范良种生产基地，本土种业呼唤政策支持。
一是引导土地集中流转，规范良种生产基地。上海弘辉农作物种植公司是浦东新区唯一的杂交水稻种子制种及常规稻良种繁殖的基地，该公司生产的粮食种子基本能满足该区粮食生产免费统一供应水稻良种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但据弘辉公司和浦东新区农技推广中心介绍，该公司在浦东的2000多亩制种基地分布在老港、书院、祝桥等镇的沿海狭长地带，土地零散、管理不便，为种植质量控制带来风险；同时，该公司的生产基地，全部是租赁农民和农场的土地，而且相当一部分是转手租赁，不但租赁合同是一年一签，租金还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造成了该公司种子产量不稳定，质量控制成本增加，供种也不够稳定。位于金山区的上海秀水种子有限公司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该公司实行“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公司对产品质量的掌控弱化、繁种户队伍不稳定、繁种田不稳定等因素也限制了种子公司的做大做强，呼唤政府在土地集中流转上的支持。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种企基础设施建设。仍以弘辉公司为例，按照浦东新区10万亩杂交水稻、10万亩常规稻计算，大约需要稻种65万公斤；10万亩二麦需要麦种150万公斤左右，而该公司现有的1000平方米种子仓库以及其精选设备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若遇到灾害性天气，连种子的安全入库都无法保证。种苗产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根据上海源怡种苗有限公司的测算，新建1公顷标准化育苗工厂约需要资金1000万元，单靠企业自身一般无力承受，所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效益根本就无从谈起。此外，部分企业因为制种用地非基本农田，企业难以享受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相关政策。企业希望政府能够制定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在种子生产技术设施建设，种子处理、加工、仓储等设备设施投资方面予以扶持。
三是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稳定科研人才队伍。今年开始，由惠和种业作为实施主体的“嘉定区农作物种业创新基地”项目正式实施，以此为契机，该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签订了三年合作协议，在基地共建“农科教人才培养基地”，为公司培养人才及选用优秀的毕业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本市种子企业大都尚未形成现代企业管理机制，许多种子企业仍然套用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外部多方掣肘，内部管理乏力，工作效率偏低的现象仍多有发生；由于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加上种子生产条件比较艰苦，农业育种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仍存在不小的困难；由于户籍政策等的区别，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相比，企业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偏小。企业建议政府加强对种子企业管理的指导和培训，加大对种子企业人才培育的资金扶持，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鼓励科技人员向种子企业流动和集聚，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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