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大麦，我为之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一粒大麦，也给了我无数荣誉。同行都知道我是中国从事大麦科研的“元老”，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大麦情结缘起于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南汇海边的一个村庄，滩涂冲击成的农田，少田基，多螃蟹，留不住水，种不成稻，旱作的麦子就成了当地主要的作物。我吃着麦子长大，对麦子情有独钟。特别是大麦，不用加工，压成片就能煮饭熬粥。于是，种上丰收的麦，吃得饱饱的，就成了我儿时最大的愿望。 
     
　　1961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农科院作物所工作。我对领导说，我要搞大麦，从此，就一头扎进了“麦堆”，这一扎就是整整38年。毕业3年后，写出了国内第一篇有关大麦资源论文《浙江省大麦地方品种整理》，直到15年后的1979年，全国大麦资源会议召开，能查到的同类论文依旧只有这一篇。 
     
　　调到上海市农科院后，我继续对上海的大麦品种资源进行整理。我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培育优良的大麦品种，若没有足够的种资，育种无从谈起。终于，我与同事们为我国大麦育种选定了正确的主攻方向和技术路线：从多棱转向二棱的新方向。因为我们深入研究了麦子穗形结构，二棱穗形增加空气流通，能有效减轻乃至避免麦子赤霉病。如今，这已成为中国冬播大麦区的主要育种方向。 
     
　　当癌症成为人类头号杀手的时候，南方地区的麦子也患上了“癌症”——黄花叶病。上海和苏浙的麦农一度谈“黄”色变，本该一亩地有三四十万穗的，一患“黄”病后只有千把穗，基本就相当于绝产，更可怕的是，来年这块地哪怕播上再好的品种，也照样染病，颗粒无收。 
     
　　于是，我又开始挑战自己，从丰产育种转攻抗病育种。这是创新，也是风险，个中甘苦自不待言。麦子一年种两茬，有整整10个月，我是在农田里度过的，还有2个月是科研准备期。一次又一次放弃休假，远赴各地试种。终于，育成国内第一个杂交的抗黄花叶病的大麦二棱品种，随后又育成多个抗黄花叶病的新品种，基本控制了上海及苏浙地区的这一多发重病害。我们培育出的大麦品种连续10多年成为上海郊区的“当家”麦种，覆盖市郊播种面积的74%以上，累计推广1980万亩。仅1986年～1993年期间，上海种植我们育成的品种后，新增产值就达约1.15亿元。外省市引用我们育出的抗病品系后，又发展出195个新品系，1988年～1994年累计推广824万亩，新增产值约1.46亿元。 
     
　　在我圆了儿时梦的时候，党和人民更给了我圆梦的快乐：我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项（其中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上海市“科技精英”和“科技功臣”称号，还成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作者为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大麦育种专家、上海市第二届“科技精英”获得者。张秀华整理）